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诉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等代办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合同货物灭失代位求偿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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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诉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等代办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合同货物灭失代位求偿纠纷案

来源：武汉合同律师——湖北济楚律师事务所网址：http://www.htlawwh.com/ 时间：2016-02-24 14: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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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诉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等代办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合同货物灭失代位求偿纠纷案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被告：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被告：香港华运船务有限公司。１９９２年８月，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保险公司）的被保险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接受了天津开发区商贸联合对外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的委托，为其做货物出口代理。而后，商贸公司又找到被告香港华远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船务公司），要求该公司通过铁路将价值９０９９０美元的２２２箱共４０４４件羽绒服，由天津运往俄罗斯莫斯科，同时提供了发货人进出口公司和收货人俄港联合企业有限公司莫斯科友谊公司（以下简称莫斯科友谊公司）的具体名称、地址以及所运货物的品名、数量、规格、集装箱运输方式等。被告华远船务公司接受委托后，即会同其协作单位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外服）共同承担了该批货物的国际铁路运输代办托运业务。发货人进出口公司同时以自己的名义替商贸公司与天津保险公司签订了“陆运一切险”和“战争险”的保险合同。之后，商贸公司与被告中铁外服、华远船务公司一起，在海关等部门监管下，将上述货物装入号码为ＳＶＢＵ４２０６０１－０的４０英尺集装箱内，运至指定地点后，由中铁外服按照商贸公司和进出口公司提供的货物品名、件数、发站、到站、发货人、收货人等项内容，于１９９２年９月３日为进出口公司签发了ＳＶＢ／Ｔ／９２０９４１号提单。双方对提单中所填记的上述内容均无异议。而后，被告中铁外服和华远船务公司做为国际铁路货物联运的代办托运人，又以自己的名义与天津铁路分局张贵庄车站签订了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合同，并按照提单内容填写了国际铁路货物联运运单。运单中除将上述提单中的发货人进出口公司变为中铁外服和华远船务公司外，其他项目均与提单一致，对此双方亦无异议。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６日，铁路张贵庄车站将上述集装箱装入车号为Ｃ７７１３１３的货车内运出。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日，该批货物经由中国满州里车站交付给俄罗斯后贝加尔车站。根据有关规定，该批货物应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５日前运抵俄罗斯莫斯科车站，但从应运到之日起逾期一个月仍未运到。商贸公司派驻莫斯科人员一面查找货物，一面将提货不着一事通过国内公司转告被告华远船务公司。华远船务公司闻讯后遂通过其在俄罗斯的代理俄铁出口公司进行查询。就在查询过程中，进出口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向原告天津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天津保险公司经审核后根据莫斯科保险公司提供的有关材料和货物无检验报告，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日按货物全部灭失向投保人进出口公司进行了赔偿，赔偿额１０００８９美元，并因此取得了代位求偿权。原告天津保险公司经与二被告多次联系查找货物去向仍无结果，遂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４日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代位求偿。原告认为：二被告作为共同承担风险的提单签发人——承运人，将货物丢失，应负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所丢失的货物总价值１０００８９美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被告中铁外服和华远船务公司在答辩期内未就实体问题进行答辩，一方面及时提出管辖异议，请求依法移送铁路专门法院审理；一方面函告海事法院有证据证明该批货物并未丢失，已于１９９３年２月２日逾期到达莫斯科车站。根据《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的有关规定，货物逾期到达后，收货人应及时领取，否则超过规定期限，所在国铁路将会交付海关处理或做无主货处理。为减少经济损失，依法提请法院注意敦促原告天津保险公司尽快前去领取该批货物。二被告提出的管辖异议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交）发（１９９０）８号《关于铁路运输法院对经济纠纷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的第三条“由铁路处理的多式联运合同纠纷”、第四条“国际铁路联运合同纠纷案件”、第五条“铁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规定，本案应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审判天津海事法院对二被告的管辖权异议认为：被告中铁外服签发的提单，是一种多式联运提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具体规定》的有关规定，此类案件属海事法院收案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于１９９４年８月８日裁定：驳回被告中铁外服、华远船务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二被告不服上述裁定，分别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中铁外服所签署的虽系联运提单，但本案不是多式联运，而是单一的国际铁路联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具体规定》中规定的海事法院受理的提单案件，系指海事海商提单或多式联运提单案件，而不是不含任何海事海商因素的铁路运输案件。本案正是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由铁路专门法院管辖的“国际铁路联运合同纠纷案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中铁外服签署的提单虽系多式联运提单，但实施该提单项下的货物运输方式并未包括海上货物运输区段，为单一的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本案属国际铁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代位求偿案，天津海事法院不具有管辖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对经济纠纷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１日裁定：撤销天津海事法院的裁定，本案移送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处理。天津铁路运输法院按照级别管辖的要求，呈请北京铁路中级法院审定，北京铁路中级法院授权天津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天津铁路运输法院除查明上述事实属实外，还查明：由于本案货物运输时恰逢原苏联国家解体时期，铁路运输不能正常进行，该批货物逾期３个月于１９９３年２月２日才到达莫斯科库采沃二站。被保险人进出口公司已先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日获得了天津保险公司按全部货物灭失进行理赔的赔款，而其委托人即货物所有权人商贸公司原定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在莫斯科举办会期为１个月的天津商品展销会也早已闭会，工作人员已经回国。货物到达莫斯科后，被告华远船务公司的国外代理俄铁出口公司及时通知了商贸公司委托的收货人莫斯科友谊公司，但友谊公司的秘书回答： “这批货物只有中国公司的领导（指其委托人商贸公司）才能处理，而现时他们正在中国办理商务”，秘书表示保证将货物已到站并敦促取货的消息转告给中国的公司领导。此后至今无任何人前往莫斯科车站领取货物。天津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中铁外服和华远船务公司虽给原告之被保险人进出口公司签发了提单，但对该提单项下货物所实施的运输方式是事先与进出口公司的委托人商贸公司约定的铁路运输，不存在其他的运输方式，更无海上运输区段。铁路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定形式只能是运单而非提单，提单在本案中可作为明确双方委托代理关系和交接货物的证明。由此可以认定，商贸公司是本案的实际托运人，进出口公司是其货物的出口代理人，中铁外服和华远船务公司是其代办托运人，莫斯科友谊公司是其指定的收货人，而承运人则是铁路并非二被告。被告中铁外服和华远船务公司接受托运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与铁路签订国际铁路联运合同，将货物完整无损地交付铁路运至到站，且在货物逾期的情况下协助查找，履行了代办托运人应尽的义务，符合代办托运的有关规定，并无不当，对因收货人未尽领货义务所造成的后果，不应承担责任。收货人莫斯科友谊公司系商贸公司运货前委托的国外收货代理人，由于该代理人违约未按委托协议约定的义务为委托人商贸公司代理领取货物，是造成货物至今仍滞留在莫斯科库采沃二站的直接原因，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应由其对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天津保险公司承担责任。还由于天津保险公司在取得代位求偿权不久，货物即已到站，自己并未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积极采取措施，前往车站领取货物以减少损失扩大，亦未采取督促收货人尽快领取货物的有效措施，也是造成该批货物至今仍滞留在莫斯科库采沃二站无人领取的原因之一。原告认为货物已经丢失，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并未能举出莫斯科车站签给收货人证明货物丢失的商务记录或者货物未到的证明。因此，对于因未提货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原告天津保险公司自己承担，与被告中铁外服和华远船务公司无关。根据《国际货物联运协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十七条第一项、第六项，第二十七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于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９日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评析本案是一起涉外国际铁路联运合同纠纷。争论的焦点（也是审理本案必需解决的问题）有三：一是提单和运单哪个是有效的运输合同？这个问题在当事人和审判机关中都曾存在过不同的认识，并由此引起较长时间的案件管辖异议；二是如何认定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纠纷涉及的各个单位之间存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三是货物是否灭失？对“视为灭失”的货物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涉及到本案主要适用的法律《国际货物联运协定》，是解决本案纠纷的核心问题。一、认定引起本案纠纷的合同名称及其效力。本案出现有几种形式的合同：原告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进出口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被告中铁外服为托运人商贸公司签发的提单、被告中铁外服和华远船务公司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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